今天流通的所有国家货币都被称为法定货币（fiat，拉丁语“法令”）。这些货币的价值由发布和接受它们的国家来规定。由于政府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创造更多的法定货币，因此，可以在任何时候无限地印出新的货币单位。
美联储前主席艾伦·格林斯潘（Alan Greenspan）曾说，美国可以“偿还任何债务，因为我们总是可以通过印钞来实现这一目标。”即使在世界上最稳定的经济体中，这种做法也会引发问题。最古老的国家货币是英国的英镑，在过去的300年里，它已经失去了99.5％的购买力。在上个世纪，美元已经失去了90％的购买力。1925年的牛排价格为0.36美元，在20世纪90年代为3美元，今天的价格为12美元。这些是迄今为止最稳定的法定货币。普通法定货币的寿命仅为27年。
低而稳定的通胀是现代央行的目标，并且根据国家的不同而取得了几个不同的成功时期。然而，大多数货币长期遭受高通胀，这可能对储蓄造成破坏性影响。对于那些无力承担硬性资产（如房地产或蓝筹股，其价值随着通胀而上升）的人来说尤其如此。高通胀可能使除了富人之外的所有人都难以为未来储蓄。
对于生活在专制政权下的数十亿人来说，由于未经选举的政府官员的决定，他们的储蓄价值会减少。只有精英才能获得美元、黄金或房地产来保值。与此同时，富裕民主国家的公民享有一些重要的保护。他们可以轻松获得相对稳定的货币，如美元或欧元。他们的经济往往表现良好，因此他们更有可能找到一份随时间推移而报酬更丰厚的工作。他们还可以获得一系列投资产品，以抵消或超过通胀。
精英不成比例地受益于新印的钱，这种影响是如此的普遍，以至于有一个术语来描述它：坎蒂隆效应。它以18世纪经济学家理查德·坎蒂隆（Richard Cantillon）的名字命名，作为一位在英国的银行家，他在工作期间注意到了这种影响。急剧的或大规模的通胀可能是一种不公平的财富分配方式，因为它不可避免地以牺牲穷人的利益为代价来造福已有的财富。虽然它对英美普通人的影响可能并不明显，但在经济不那么稳定的国家，数十亿公民痛苦地感受到这种影响。
法定货币体系也是现代长期战争的推动者。政府可以为战争印更多的钱，通过通胀把成本分摊在后代身上。这意味着更长、更昂贵的战争。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悲剧性的例子，因为主要行动者用通胀为战争的后期阶段提供了资金。俄罗斯和德国均暂停了金本位，在金本位下法定货币可兑换为固定数量的黄金。相反，他们暂停了兑换并印出没有黄金支撑的钱来继续战斗。结果，战争最终持续的时间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长。德国战败后，他们能够支付巨额赔款的唯一方法就是印更多的钱。到1923年，德国马克贬值到其战前价值的万亿分之一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奠定了基础。
近期也有类似的政府挥霍性支出。无论人们如何看待美国军事介入阿富汗和伊拉克，这些入侵的成本都超过了5.9万亿美元。如果要求美国纳税人直接为战争提供资金，那么每个家庭将承担超过46000美元。
现代货币体系的另一个问题是，在全世界不同国家之间转移资金是极其困难的。中国、俄罗斯、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等国政府都在积极限制其公民可以兑换、转移或带出国外的金额。这主要是通过控制每个人兑换美元等外币的能力来完成的。例如，中国人平均每年只被允许兑换5万美元的人民币。
在世界其他地方，即使是在当地获得本地法币的能力也会严重受限。在2015年金融危机之后，希腊公民被限制每天从他们的银行账户中提取超过60欧元，这清楚地告知他们无法控制本该属于自己的钱。
即使人们可以向国外汇款，也很麻烦且成本高昂。2018年，移民工人和难民向境外汇出了近7000亿美元来支持亲人。汇率和关税消耗了450亿美元的资金，这对那些没有多余的钱的人来说是一笔巨款。